1939年春，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的陈寅恪接到牛津大学邀请，准备携全家赴英国主讲东方汉学。就在他假道香港候船西行之际，遭逢珍珠港事变滞留九龙备历胁迫艰困。日后的传记作者对他此间的经历大多简略述其守志不移，宁死不受侵略者救济，坚决回绝与敌伪合作。但近期面世的《陈寅恪书信集》所收的陈寅恪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朱家骅等人书信中，却首次详细展示出这位杰出史学家拒绝同敌修订历史教科书的罕闻事实。他在信中讲到他在香港的“危迫情状”：“……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弟虽拒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这封鲜为人知的信札，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北京三联书店提供的75件陈寅恪致傅斯年信函中的一封。《陈寅恪书信集》责任编辑孙晓林说，这批历史文献，除少数人士曾经在访台期间见过外，以前从未在内地公开发表。
（《中华读书报》2001．3．28赵武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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